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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老妇抚养孙子九年,1946年儿子写信:孩子非亲生,速送往延安

2022-12-03 13:30:01 3094

摘要:1937年,一名只有3岁的瘦小男孩从上海送到了四川营山县一户地主家中。孩子的“爸爸”陈同生是中共干部,父子俩刚刚从狱中解救出来,受尽折磨。陈同生和革命同志将孩子送到老家后,拜托母亲好好照顾“孙子”,就匆匆离开。陈奶奶带着小孙子生活了近10年...

1937年,一名只有3岁的瘦小男孩从上海送到了四川营山县一户地主家中。

孩子的“爸爸”陈同生是中共干部,父子俩刚刚从狱中解救出来,受尽折磨。

陈同生和革命同志将孩子送到老家后,拜托母亲好好照顾“孙子”,就匆匆离开。

陈奶奶带着小孙子生活了近10年,给了他所有的爱和关怀,让可怜的孩子有了一个安全而又快乐的童年。

抗战胜利之后,孩子亲生母亲周惠年来到了延安,见到了陈同生。

原来这个孩子并非陈同生的亲生儿子,他真正的父亲是烈士李得钊,为了纪念烈士,母亲为他起名为李钊。

图|李钊

陈同生为了照顾战友遗孤,做出这个看似荒唐的决定,谎称孩子是自己亲生的,由老母亲代为抚养。

周惠年提出想要将李钊接到延安,带到自己的身边。

陈同生爽快答应,给老母亲写了信告诉她真相:您抚养大的孩子是烈士的儿子,现在我要将李钊送到延安和他母亲团聚,请您让他走,不久之后我会把您真正的孙子送回去。

这对陈奶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,她很舍不得一手养大的孙子;但她也很高兴,将烈士的孩子养大,她也算是为革命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。

通情达理的陈奶奶将李钊送还给了组织,忍住万般不舍,流着泪看着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。

那时候的李钊一心向往革命,只知道妈妈正在延安等待着他,怀揣着期待和兴奋前往革命圣地。

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,自己其实是烈士的孩子,他的身上,背负着太多太多的遗憾和希冀……

红色特工夫妇

李钊的父亲名为李得钊,浙江永嘉县人,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。

李得钊出生在贫寒的农家,幼年生活贫苦,体弱多病,却是远近出名的“小学究”,过目不忘。

在中学时期的李得钊就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救国愿望,甚至愿意“舍身取义”。

他写了一首这样的诗:

1924年,李得钊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;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,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

图|李得钊

东方大学有苏联诸多学识渊博和经验丰富的专家,还有不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、革命实践者,师资力量十分雄厚。

学校的国际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,按照语言分为中国班、日本班、朝鲜班、蒙古班等等。

李得钊刚到苏联的时候还不会俄语,他一边学习俄语一边学习革命理论,一段时间后他便能用俄语进行翻译工作。

李得钊是个性格温和沉静的知识分子,他不太喜欢在大众面前发表演说,也不善于交际。

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,校方在他的“活跃度”一栏填上了“中等活跃度”的评价。

然而就是这样一名平时尤为低调、不显山露水的学员,将来从事的是隐蔽战线的危险工作,在最危险的地方保护着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。

回国后的李得钊曾经在团中央工作,后被调往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处。

上海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派出机构,负责的是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和日常工作,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络,并且还要用中央的名义作出决议、发表声明。

李得钊几乎没日没夜的工作,也就是在这段时期,李得钊有了长子李海燕。

周恩来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非常高兴,在白色恐怖之下依旧冒险去医院探望。

图|1925年,李得钊在艺文中学读书时与同学的合影。左起第二人为李得钊

周恩来深知孩子留在白区的危险,他劝李得钊将孩子送回老家。因为革命需要,他和妻子不得不和刚刚生下的孩子分离。

1933年李得钊任上海中央局秘书长,他的妻子周惠年是中央局秘密交通员,他们是潜伏在上海滩的红色夫妻特工。

中央文库是中共第一个中央级别的秘密档案库,是中共的一号机密,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,就一直秘密存放在上海,李得钊担任直接领导保护中央文库的工作。

周惠年的晚年回忆材料之中提起丈夫:“领导分配的任何工作,不论有多大的艰险和困难,他总是很顺从地去执行。从来没有说过不字。”

当时生活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,到处都是特务和暗探,执行任务难上加难,李得钊凭借着沉着和智慧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。

当他正走在租界的街上,突然遇到了外国巡捕拦路戒严。此时李得钊手上正有一份党组织的资料,他将资料卷起来握在手中,从容举上了头顶迎接盘查。

他的表情十分镇定,巡捕并没有多盘问,草草搜身一遍就将他放走了。

眼看着上海中央机关的日渐恢复、完善,革命根据地更是发展迅速,国民党政府因为极度仇视,开始了疯狂的破坏和报复。

敌人联合租界在上海进行严密的追捕和镇压,李得钊曾经多次被怀疑、被捕,但最终化险为夷。因为没有确切证据,敌人只好将李得钊释放。

狱中的“莹莹之火”

可万万没有想到,中共上海局竟然出现了叛徒,1934年6月,书记李竹声被捕,随即叛变革命。

中央局机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他将所知的36名同志全部供了出来,其中就包括了李得钊。

李得钊当时化名为林子明,敌人软硬兼施,他没有说出任何一句有害党组织的话,于是,敌人就将周惠年一同逮捕,分别关押。

因为李钊刚刚出生20天,周惠年只好将他和3岁的姐姐一同带进了监牢。

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之中,李得钊被多次审讯,敌人软硬皆施,都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。

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国民党当局加大了劝降审讯工作,软化意志不坚定的中共党员,有很大一批贪生怕死的人投敌。

而李得钊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:“我绝不自首,自首了就对不起自己的朋友。”

图|李得钊(右)与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金贯真(左)等合影

当时有一个法官是浙江人,他以同乡的名义来找李得钊,劝他说:“你登个记,办个自新的手续,这是潮流!你何苦如此呢?”

李得钊斩钉截铁地回答:“我没有什么好登记的。我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,我的命不会长,你们要杀就杀,如果现在就死更痛快。”

李得钊每天从狱中醒来,第一件事就是端端正正穿好衣服,梳好头发,每一天,他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过,在人生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燃烧自己内心的星星之火。

周惠年带着一双儿女在监牢里也是不停受审,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

她还在坐月子,监狱条件艰苦,孩子不停哭闹,还时刻担心丈夫,周惠年的眼睛开始出现问题,什么都看不清。

自从被囚后,周惠年一直没有见过丈夫,即便男监和女监离得很近。

直到某一天,在一次放风之时,同在狱中的秦邦宪夫人张越霞提醒周惠年:“快看,你丈夫就在那里!”

周惠年赶紧将儿子抱着,想要给李得钊看一眼,张越霞扶着周惠年来到栏杆面前。

她不敢大声喊,只能对李得钊打着手势,指着还在襁褓之中的李钊。

张越霞如此回忆:“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爸爸当时的表情,忽如其来的惊喜、激动,还有无尽的遗憾和悲伤。”

而李得钊也对周惠年做了一个手势,想要表明他绝对不会背叛组织,宁愿为革命牺牲。

敌人发现了李得钊夫妇的这次见面,他们马上将李得钊关进了其他的牢房。

图|李得钊的狱中诗《烦闷》手稿原件

这是李得钊和儿子唯一一次见面,而李钊对此没有任何记忆。

后来,周惠年在一次洗尿布的时候看到了丈夫,但两人也只能远远看着对方,默默无言。

因为营养不良,李钊的肚脐凸起很厉害,在喘气的时候,肚脐都能感觉到明显的起伏。

周惠年和烈士赵世炎的岳母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,周惠年喊她夏娘娘,孩子们都喊她阿婆。

周惠年照顾着孩子,也要照顾烈士的亲人,夏娘娘也会帮助照顾两个孩子。

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和他的丈夫当时比较有影响力,他们是何香凝的亲人,有时候会有国民党高层人士去看望他们,给他们送去食物。

如果有奶粉,廖梦醒会立刻送到周惠年那里去,靠着廖梦醒夫妇的帮助,李钊才能活下来,走出监狱。

图|1933年,李得钊与父亲李立勋、儿子李海燕在上海的合影

李得钊在狱中写下了遗书,他回顾往事,感念自己六岁丧母,是老父亲千辛万苦将他抚养成人,然而自己无法再尽孝道,希望老父能够保重身体,不要太过悲伤,因为光明即将来临。

李得钊在狱中写下了一首诗——《烦闷》:

他深知此次被捕凶多吉少,但只要活着一天,他就坚持同敌人斗争的决心,渴望着回到党组织的怀抱,继续革命。

他也一直和难友们相互鼓励、交流,感召他们坚持气节,绝不受国民党“自首政策”的蛊惑。

后来担任弘扬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刘顺元回忆说:有一次,他乘着看守们不在,隔着铁窗告诉李得钊,他们一起被捕的八人之中没有一个自首,李得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

这是那个在苏联的大学之中“不善交际”的青年,是那个在上海低调隐忍、将存在感降到最低的红色特工,现在在肮脏的监狱之中,终于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革命梦想。

1935年8月,李得钊被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。

他被关进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,这里被人们称为“天牢”,环境极为恶劣,监狱拥挤不堪,吃的是烂米、稗子、砂子煮成的“三层饭”,连一口干净的水都不能喝,牢房里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躺下,到了晚上只能轮流睡觉。

图|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旧址

即便如此,李得钊依旧沉着淡定,他每天坚持学习,希望着有一天走出监狱,能够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工作。

因为长期受刑,环境又差,李得钊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,但敌人仍旧对他严刑拷打。

1936年9月,李得钊在国民党南京陆军监狱(现南京雨花台)牺牲,年仅31岁。

他一身伤病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,每次发烧的时候,监狱里的医生就给他开过量的金鸡纳霜。

李得钊是被敌人折磨致死的。

但他保护了有限的革命火种,让很多中共精英党员免于牢狱之灾,他就算是粉身碎骨,也要坚持着自己的信仰。

因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,各地的组织资料之中很少记载李得钊,也只有一些片段之中有他的影子。

烈士后人的觉悟

李得钊牺牲后,党组织竭力营救,终于在1937年将周惠年和女儿、儿子解救出来。

李钊出狱之时只有3岁,3岁前他在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,难友们叫他“囚童”,狱卒骂他“小共产”。

周惠年被组织安排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,而身边孩子比较多,她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。

一同出狱的同志陈同生说,自己在四川的老家有地,家境还不错,家里有一位老母亲,一直盼望着有个孙子,他建议周惠年可以将李钊送到陈家,由陈母代为抚养。

陈同生在当时的民盟副主席杨伯凯的陪同之下,将幼小的李钊送到了四川南充,交给了在老家的母亲,他还对母亲说孩子是他亲生的,母亲果然十分欣慰。

从此以后,李钊就喊陈老太太奶奶,从3岁开始,他就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,偏僻安静的农村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。

一直到1946年,“爸爸”陈同生托人接他去了延安,他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妈妈。

李钊来到枣园,这是他懂事之后第一次和母亲见面。

图|周惠年(左)和张越霞在特科工作期间合影

12岁的李钊终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,也终于明白父亲已经为革命献身,离世多年。

在延安,李钊被组织送到了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,也就是“抗小”念书。

学校里有一部分是工农子弟,大多是党干部的子女。李钊上了一年学后,因为胡宗南进攻延安,抗小师生不得不撤离,孩子们就这样跟着党中央到处颠簸。

1948年北平解放后,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子女们都被送进了北京城。

育才小学正式成立,延中也和师大附中合并为师大附中二部,干部子女们大多集中在师大附中二部,也就是后来的北京101中学。

这天,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,邓颖超指着其中一个调皮的孩子说:这就是那个“囚童”,这个孩子就是李钊。

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孩子们说:“好好学习,将来为建设国家效力,千万不要做八旗子弟。”

当时李钊成绩优异,但总是调皮捣蛋,心思也不全在学业上,让老师很操心。

教导主任王野将李钊喊了过来,对他语重心长的说:“你现在还懵懵懂懂的,你应该懂事了。你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,你知道自己的经历吗?”

王野的话让李钊感到羞愧,他不知如何回答,只能低着头。

图|中国航天火箭发动机专家李钊

王野继续说:“你们的父辈,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之下,为党献出了生命,你们应该更早地觉悟啊!”

王野恨铁不成钢的话一直在李钊的耳边回荡,这次谈话对他的刺激很大。

回去之后,周惠年也和他谈心,从前他小,家人只是告诉他他是烈士子女,并没有将父亲的事迹仔细说给他听。

现在孩子年纪大了,也许过去残酷到无法让人接受,也许这段往事会让他心中充满着仇恨,但母亲还是要一五一十告诉他……

周惠年会和孩子说起很多父亲的故事,他英勇不屈,严守党的机密,李钊一直觉得父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

李钊从小便知道自己将来一定要走父亲的道路,“忠诚不背叛”深深镌刻在他的骨子里。

后来长大懂事了,父亲就成为内心深处的强大力量,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苦难,他都会以父亲来鼓励自己。

1949年,上海解放。上海市委组织移交了全部的档案,这大量的文件和资料,没有受到一点点霉烂、虫蛀,它们在前期都是保存在李得钊的手上的。

1951年,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李得钊为革命烈士。周恩来曾在给李海燕的信件之中写道:“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,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。”

周恩来一直记得李得钊,也十分关心李得钊的亲人。根据烈士父亲的要求,周恩来专门作出指示,安排李得钊的长子李海燕前往浙江师范学院读书,毕业后就留在温州工作,陪伴和赡养爷爷。

李钊一辈子都记得陈奶奶的恩情,长大成材后也曾去打听过奶奶的情况,然而奶奶已经被敌人杀害了。

原来1948年胡宗南进攻陕北失败后,一路撤退到了四川营山县,听说陈奶奶是共产党高级干部陈同生的母亲,就将她杀害了。

陈奶奶生前一直盼着李钊长大能回来看一眼,也在等着陈同生将亲孙子送回家,更盼望着革命早日胜利,一家人能够团聚。

然而奶奶最终没有等到那一天。

红色血脉成火箭专家

1955年,李钊中学毕业之后,学校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孩子前往苏联留学。

当时周恩来正好前往东欧访问,回来之后认为孩子们留学的范围可以扩大,当时东欧不少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并不低于苏联,李钊和3名优秀的同学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留学。

4个孩子一心想要保家卫国,在选专业的时候都和新中国的建设联系在一起,李钊毫不犹豫地选了布尔诺的军事工程学院航空专业。

图|1991年,李得钊烈士纪念碑在永嘉港头乡落成,周惠年(右四)和李钊(右五)与李海燕一家人合影留念

他在那里学了一年的外交,6年的本科,1961年学成回国之后,适逢中国导弹事业开始发展,聂荣臻元帅亲自领导0038部队,一院专门搞战略导弹,二院搞战术导弹,三院搞海军用导弹。

李钊被分到了一院,参加火箭发动机的研制,从基层开始做了20多年,参加过“东风三号”和“东风五号”发动机研制。

1983年,李钊被调到民航总局担任副局长,一直到退休。

“为国家办事,绝对不能往自己腰包里揣钱。”

“要走父亲的路,绝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。”

这两句话,李钊常常挂在嘴边,这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准绳。

在民航总局当领导时,李钊曾经先后多次从西方采购飞机,总计上百架。

其实当时西方有所谓的“行规”,每次买一架飞机,航空公司会给予数量可观的回扣,但李钊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道底线,他是给国家办事的,不可能往自己的口袋里面揣钱。

他会严肃地和对方说:“回扣免了,把这笔钱折算成等价的航空配件,和飞机一起交给我们国家。”

图|李得钊烈士曾经的战友,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顺元为李得钊烈士题词

为了民族解放和富强,李得钊和李钊父子,苦苦探索,一位献出了鲜活的生命,一位付出了无悔的青春。

两代人以不同的方式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奋斗理想,践行着自己的信仰,儿子亲眼看到了烈士父亲所描绘的光明世界,继承着父亲的遗志,即便父子俩一辈子只有匆匆一面,但忠诚、信仰和大爱,在血脉之中流淌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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